在经过贞观之治后，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。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“四夷自服”的外交政策，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。贞观十九年（公元年），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，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。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，唐军进展并不顺利。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，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。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，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，相反又连夺十数城，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。这时，太宗病逝，唐遂从高句丽撤兵。高宗即位后，接到新罗的急报，并未出兵，而是循太宗旧例，赠百济国王玺书，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。此时，正逢倭国使臣来朝，高宗乃赠倭王玉玺书，令其援助新罗。但不了解，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胜于新罗，加之，公元年8月百济与倭国“通好”之后，更形密切。因此，倭国不可能援助新罗。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，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，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，于永徽六年（公元年）再夺新罗三十余城。新罗告急，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（公元年），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，以解新罗之危。

日本人绘制的唐帝国疆域（含日本九州地区）

苏定方大军自“城山济海”，进军百济，船帆千里，随流东下。新罗王命太子法敏率军船百只迎苏定方军于德物岛。苏定方令太子法敏自领新罗军，于七月十日在百济南部与唐军会师，共破百济。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。百济军兵力远远不及唐军新罗联军，一战而溃。苏定方率军进至百济王城，百济义慈王不敢抵抗，开城投降。显庆五年（公元年）七月，百济为唐军所灭。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，自押俘虏回国。

百济即亡，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，誓死抵抗唐军。同时，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，谴使去日本，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，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（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、片县二郡）。

韩国人绘制的白江口之战地图

在倭国，正值实行大化改新，实行新政时期，国内矛盾重重。旧豪族勾结古人大兄皇子反对改革，改革派的核心成员如苏我仓山、田石川麻吕被怀疑图谋不轨。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对敢于反对的人坚决予以镇压，但仍深感地位开始不稳。与此同时，百济的覆灭，对倭国的来说，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。如果听任百济亡国，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，将被全部清除。而且，同时为了转移内部矛盾。于齐明六年（公元年）十月，下诏允诺出兵援助百济并送王子丰回国。

齐明七年（公元年）正月，以倭王亲征的形式，向百济发兵数万。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，突然病逝于朝仓宫，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，是谓天智帝。齐明帝之死，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。八月，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，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，统帅全军开赴百济。九月，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，至百济境，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，即王位。天智元年（公元年）正月，倭王支援百济十万矢、五百斤丝、一千斤棉、一千端布、一千张韦、三千斗稻种。

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横批，于龙朔元年（公元年）四月，遣仁雅相、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。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，共同抵抗唐军。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王城，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，被迫撤军，遂解围城之危。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，使本国遭南北夹击，因而也谴使于公元年3月赴倭乞师，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，与唐军作战。

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，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。公元年6月，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，夺取沙鼻歧、奴江二城，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。

至此，远东的国际形式，在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。在北方战场，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，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，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。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，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。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，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，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。这是，高宗下令刘仁轨与新罗王磋商，如何增加对高句丽的压力，以打破北方战场的对峙局面。刘仁轨的部下们，也觉得在南方作战不见得有利，也想北上与本国军队夹击高句丽，然后再徐图南方的倭军。而精通谋略的刘仁轨已看出，百济的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，扶余丰必不能见容，百济国不日即有内讧，宜静观其变。若鬼室福信一死，百济必不堪一击，斯时趁机灭之，再挥师北上，可奏全功。而相反，若此时北上，使百济得以喘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故，其主张坚守不动。果然，时隔不久，百济王果然治鬼室福信以谋反之罪，杀之。百济国人心思动，其战力受到极大程度的削弱。

日本人绘制的白江口之战地图

公元年8月初，倭国援军将至，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（今锦江口）迎接。世界史上著名的白江口之战终于揭开它的序幕。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。这时，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赶至，与刘仁轨会师。刘仁轨在得到孙仁师部的援军后，立刻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。刘仁原、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，从陆路进攻周留城。刘仁轨、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入白江口，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。8月13日，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。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，士气极其低落，尽管有倭军相助，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。周留城周围的城池，逐一被唐军攻克，百济守军相续投降。但是，周留城外的任存城，该城地势险要，又为周留之扼口，将军克死用兵，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。

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，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，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。初八，孙仁师等在白江打败百济残余部队及倭兵，攻克周留城。由于周留告急，倭将庐原君臣率水军万余渡海而来，准备自白江口登陆。刘仁轨率水军率先到达白江口。

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，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。“倭船千艘，停在白沙，百济精骑，岸上守船”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，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，严阵以待。

二十七日，倭国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口，两军遭遇。当时唐朝水军为余人，战船艘；倭国水军万余，战船多艘。倭军虽在数量在多于唐军，但唐朝因国力强盛，经济发达，所造海船以形体高大、性能良好著称于世。例如，意大利人菲勒斯著的《中世纪的中国与非洲》上记载：“中国大约从公元年开始，就建造具有五层甲板大吨位的帆船。中国帆船的体积很大，抗风浪的能力很强。”唐代海船之大，可见一斑。此外唐朝水军战船的种类也很多，据李靖《卫公兵法辑本?攻守战具》和李筌《太白阴经?水战具篇》记载，唐朝水军战船共有楼船、蒙冲、斗舰、走轲、游艇、海鹘６种。所以唐朝水军的战船在数量上虽处于劣势，但在质量上却远胜倭国战船。

公元年8月27日上午，倭军战船首先开战，冲向唐军。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攻守，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，双方战船一接触，倭军立刻处于劣势。倭军指挥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，其指挥互相计议说：“我等争先，彼当后退”。遂各领一队战船，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。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，蜂拥而至，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，分为左右两队，将倭军围在阵中。倭军被围，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，士兵大乱。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“仰天而誓，切齿而衅”，奋勇击杀，直至战死，但亦无力挽回战局。不过片刻之见，倭军战败，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。中国史书记载：唐军与倭军海战，“四战皆克，焚四百船，海水为丹”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，见倭军失利，乘乱军之际，遂逃亡高句丽。

日本军队损失惨重，几乎全军覆没

并于这次海战，中国史书记载非常简略，而日本史书则记载较为详细。由于唐朝水军先到达白江口，加上战船精良，刘仁轨遂采取疲敌之策，先抢占有利位置，列战船于白江严阵以待。倭军到后，率先发起进攻，结果不利而退。而唐军仍坚阵而守。二十八日，日本诸将与百济王在首战败于唐水军后，仍盲目地高估自己的实力，错误地认为“我等争先，彼应自退”，于是未加整顿部署，不观天气变化，便“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，进打大唐坚阵之军”。刘仁轨见倭军来攻，充分利用唐军战船的优势，指挥水军将倭军的船只左右夹住，使其不得回旋，随后再施以火攻，一时“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。”经过激战，唐军四战四捷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：焚毁倭军战船多艘；击毙倭将朴市田来津；扶余丰趁乱逃奔高丽，其所佩宝剑被唐军缴获；王子扶余忠胜、扶余忠志和倭军残部投降；百济诸城全部归顺，百济再次得以平定，只有迟受信据守任存城不降。

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，9月7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、胜忠等率守军投降。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，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，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。至此唐罗同倭国百济之间的白江口之战结束了。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因为唐朝的介入得到了解决，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。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，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，大约在以后千余年之内，未曾染指朝鲜半岛。另一方面，唐灭百济，五年之后唐将李绩灭亡高句丽，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，逐渐统一半岛。可以说，白江口之战奠定了中国，朝鲜，日本以及整个东亚此后一千年的政治版图。

倭国在百济灭完后，接纳了许多的百济难民，在此同时。唐跟新罗之间的对立增加了。受到这种影响，天智天皇制定了称之为近江令的法令群，快速的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。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，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，将日本快速的导向为律令制国家。接着在年时，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，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。此时，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。

白江口海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战，因中国史书记载有限，所以鲜为人知。作战中，刘仁轨指挥有方，在兵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，先采取守势，而后因势利导，以己之长攻敌之短，并辐以并火，最后取得了中日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作战的胜利。陆上倭军闻此讯，大惊不已，“相谓之曰：‘州柔(即周留)降矣，事无奈何。百济之名绝于今日，丘墓之所，岂可复往？’”白江口海战的胜利，使唐军很快占领了百济全境，形成对高丽的夹击态势。同时也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。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，自公元年开始，在国内耗费巨资，修筑了4道防线，以备唐军。

中日第一战倭国的惨败给予日本的自信心以极大的打击，此后十年间，日本采取守势，在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台，布置重兵防守，闹到人心惶惶。然而，唐在帮助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，却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。日本也由此认识到自身的不足，打开国门，积极向唐朝学习先进的生产文化，巩固了“大化改新”的辉煌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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